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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消息传到长安，朝野震动。这已不仅仅是商路安全的问题，更是对大乾帝国西域权威的公然挑衅，是对新帝风澈统治能力的直接考验。

    朝会上，争论再起。以皇甫嵩一系为代表的强硬派将领，群情激愤，力主立即发兵西征，踏平乌孙，收复龟兹，扬威西域，认为任何妥协都将导致西域诸国离心，丝路崩解。而以部分文臣及江南出身官员为代表的主和派（或曰谨慎派）则认为，新君初立，国内人心未完全附，财政因先帝丧仪及各项新政支出巨大，不宜轻启大规模战端，应以外交谴责、经济制裁为主，联合西域其他邦国向乌孙施压。

    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强硬派指责主和派懦弱误国，主和派则反诘强硬派不顾国力、好大喜功。朝堂之上，火药味弥漫。

    风澈端坐龙椅，面色沉静地听着双方的激烈辩论。他心中清楚，这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，但也都有其局限。单纯武力征伐，固然能最快解决问题，但代价巨大，且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与他和父皇一直倡导的“交融共荣”理念有所背离，可能激化民族矛盾。而单纯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，在面对乌孙这种依靠武力迅速崛起的势力时，很可能显得苍白无力，若不能迅速有效反击，帝国在西域的威信将一落千丈，丝路合作体系也可能由此产生致命的裂隙。

    他回想起在推演房中，曾经模拟过类似西域危机的处置。也想起了父皇关于“陆海协同”、“刚柔并济”的教诲。

    第二十折 定策：刚柔并济安西域

    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，风澈做出了决断。他没有采纳任何一方的极端方案，而是提出了一套刚柔并济、多管齐下的综合策略，他称之为“西域定策”。

    首先，是“刚”的一面。他任命皇甫嵩为“安西行军大总管”，但不是立即发动全面进攻，而是授权他调集陇右、河西精锐边军，陈兵于玉门关以西，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，展示大乾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捍卫西域利益的决心。同时，派出精锐的“飞骑营”作为先遣部队，前出至受威胁的商路区域，清剿小股乌孙游骑，护送被扣押商队返回，以实战姿态恢复商路部分畅通，展示肌肉。

    其次，是“柔”与“智”的一面。他派出以青年参议阁中擅长外交、熟悉西域事务的成员为核心的高级使团，携带着他的亲笔信和新帝登基的丰厚赏赐，出使西域仍忠于大乾的高昌、于阗、疏勒等国。目的有三：一是巩固与这些邦国的同盟关系，确保他们不会倒向乌孙；二是争取他们共同向乌孙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，孤立乌孙；三是通过这些国家，了解乌孙内部的情况，寻找其弱点或可分化利用之处。

    第三，是“经济与文化”的软刀子。风澈下令，暂时中断与乌孙控制区的一切官方贸易往来，并对与乌孙关系密切的部族进行经济制裁。同时，加大对高昌、于阗等友好邦国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，形成鲜明对比。此外，通过“丝路文明对话苑”，向西域各国宣传乌孙行为的破坏性，强调丝路合作带来的共同繁荣，从舆论上削弱乌孙的合法性。

    第四，也是风澈极具前瞻性的一步，他秘密指令格物院和兵部职方司，加快对阿尔·菲达带来的航海知识的研究，评估从海上绕过传统陆路、直接与更西方国度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与成本。这既是应对最坏情况（陆路长期中断）的备用方案，也是对陆上势力的一种无形警示——帝国并非只有西域一条路可走。

    第二十一折 扬威与怀远

    “西域定策”迅速得到执行。皇甫嵩虽然更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远征，但对新帝赋予他前线指挥全权、并展示军威的决策也表示接受。大乾边军在玉门关外的雄壮军容，以及“飞骑营”干净利落的战术行动，极大地震慑了乌孙及其追随者，也安定了西域惶惶的人心。

    而青年参议阁使团则不辱使命，他们利用对西域各国文化、政治的深入了解，以及灵活务实的外交手腕，成功地说服了高昌、于阗等国坚定地站在大乾一边。他们甚至设法接触到了龟兹国内不满乌孙统治的贵族势力，暗中给予了支持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经济制裁和文化宣传的效果也开始显现。乌孙虽然军事强悍，但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丝路贸易。贸易中断导致其内部物资开始短缺，物价飞涨，怨声渐起。而大乾对友好邦国的慷慨，则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。

    面对大乾的军事压力、外交孤立、经济制裁和内部分化，那位雄心勃勃的乌孙首领，终于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大乾新帝的决心和能力，也高估了自身联盟的稳固性。继续强硬对抗，很可能导致自身势力的崩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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